从古籍中探寻苏辙的保密思想

北宋与辽国两个政权，在经历了长达25年的战争后，终于在公元1004年缔结了澶渊之盟，标志着两国不再轻易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，双方关系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对峙。尽管和平的曙光初现，但双方仍想打破这种脆弱的平衡。为了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谋取更大的利益，北宋与辽国纷纷设立间谍机构，以搜集对方的机密情报，间谍战略成为南北两个政权博弈的关键手段。

在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斗争中，为了防范失泄密情况的发生，北宋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保密和防范间谍活动的杰出人物，其中，苏辙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。

苏辙，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，曾官至尚书右丞，其一生宦海浮沉，历经坎坷，无论官至何位，始终秉持“忘身忧国之诚，心系百姓疾苦”的信念。为了捍卫北宋的安宁与稳定，苏辙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对国家安全的深刻担忧，多次强调保密与防谍工作的重要性，并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策略和措施，为北宋的保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借鉴。

军事上重视情报搜集

军事保密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，在北宋与辽国两个政权的斗争中，双方都极力刺探对方的军事情报。北宋为了防范辽国间谍的情报刺取，上至朝廷下到边疆，均实施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。然而，仍有部分官兵保密意识薄弱，擅自泄露重要的军事情报，给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北宋在己方机密频频外泄的同时，对辽国情报的掌握情况却非常有限，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北宋在战争中常常陷入被动。

澶渊之盟后，北宋在处理与辽国的双边关系时，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关南地区。熙宁年间，辽国突然提出要在河东重新划界，由于北宋事先未能获取相关情报，这一突发事件使其在这场博弈中显得尤为被动。

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三月，苏辙在《上皇帝书》中明确指出：“爱爵禄百金，不能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重于间。间者，三军之司命也。臣窃惟祖宗用兵，至于以少为多，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，得失之原，皆出于此。”苏辙直指要害，强调间谍是军队胜败存亡的关键因素之一，是三军中应值得信赖的人。北宋初期的军事战争之所以能以少胜多，取得辉煌战绩，很大程度是因为当时朝廷深知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”的重要性，通过间谍活动加强情报搜集，实现对敌方情报的精准掌握，从而制定出克敌制胜的战略。由此，北宋为扭转不利局面，迫切需要派遣大量间谍深入辽国，获取其军事、政治等方面的情报，以应对突发变故。

从事间谍工作是一项高风险的行为，一旦被敌对势力捉拿，后果往往极为严酷，甚至可能面临死刑。因此，苏辙为加强情报搜集，建议北宋政权对间谍实施厚赏政策，使其顺利渗透到敌对势力中，以确保情报的及时采集与安全传输。他在《上皇帝书》中指出，厚赏政策应不仅体现在金钱的赏赐上，还应包括赐予田地、官职等方面，否则，间谍很可能因缺乏足够的动力，不深入探查，仅依靠道听途说，搜集捕风捉影的情报，无法保证情报的准确性与及时性。

防止文化交流中的信息扩散

北宋时期，在右文政策的影响下，政治开明，言论宽松，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繁荣。从中央到地方政府，从商业书坊到私人学者，无不热衷于刻书事业，所刻书籍内容广泛，覆盖了哲学、历史、文学、时政等诸多领域。

“用间之道，尤须微密”。随着书籍的大规模印制，书籍数量激增，北宋政权为防范辽国间谍搜集文字情报，尤其重视文化交流中的保密工作，对内严格控制民间书籍的私相买卖，对外则禁止将书籍向周边国家流通。但是，这些举措并未达到预期效果，仍有大量书籍通过各种非法途径不断流出，导致保密工作往往难以周全。北宋的内政外交，甚至对外军事行动，常常面临着严重的泄密风险。

元祐五年（公元1090年）五月，苏辙奉命出使辽国期间，意外发现苏轼的《眉山集》等大量宋人作品出现在辽国，他敏锐地察觉到，这些流传至辽国的作品中不乏涉及政治、军事等机密内容，一旦被辽国政权掌握，将对北宋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

心忧国事的苏辙在返回北宋后，立即向礼部建议：“凡议时政得失、边事军机文字，不得写录传布；宋朝会要、国史、实录，不得雕印。违者徒二年，许人告，赏钱一百贯，内国史、实录仍不得传写。”苏辙指出，应通过立法的方式，凡是涉及国情、政事以及边疆等内容的书籍、文字均不得印刷、流传，违者予以重惩。此外，苏辙认为，保密工作不仅是政府和军队的职责，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他强调，每个人都应该提高保密意识，并鼓励检举揭发泄密行为，对告发者，北宋应给予相应的奖赏和保护，对包庇者予以严惩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。

注重军政情报保护

信息的防泄露与情报的防收集是保密与防谍工作的重要内容。北宋在与辽国的博弈中，不仅加强了对辽国的间谍活动，同时，高度重视防范辽国间谍。无论是大到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，还是日常具体事务的处理，北宋均将保密工作置于首要位置。然而，在对待高丽使节来访，求取重要典籍与先进技术方面，北宋却展现出相对开放的态度。

苏辙曾言：“高丽之人，所至游观……阴为契丹耳目。或言契丹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……”他认为，相比于北宋来讲，辽国与高丽之间的地理位置更近，辽国更容易对高丽施加压力，使其为辽国刺探北宋情报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辽国间谍很可能混迹于高丽使节之中，又由于北宋对高丽使节在境内活动长期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，这为高丽使节窥探北宋内部事务和搜集军事情报提供了可乘之机。

鉴于此，苏辙明确指出，北宋此等做法危害极大，宋廷必须采取果断措施，对高丽使节的行为加以严格限制，以捍卫国家安全。

元祐五年（公元1090年）十月，苏辙在上疏中说到：“窃缘夷狄之人，怀挟奸诈，情不可知。许令游览都城，大则察采虚实，图写宫阙、仓库、营房、衢道所在曲折，事极不便；小则收买违禁物货、机密文书，及作为非妄……若以为可虑，则止许十人实亦未便。伏乞再降圣旨，全令禁绝。”他认为，高丽人怀有奸诈之心，心思难以捉摸，允许他们游览京城，是为他们提供了搜集情报的机会，他们的行为甚至可能威胁到北宋的安全。因此，他建议北宋政权应限制高丽使节在宋停留时间，除此之外，应大幅削减其来访人数，甚至应全面禁止高丽使节来访。不久，在苏辙的建议下，太皇太后下旨：从今以后，高丽人在北宋购买的物品中，如果包含时政论议或涉及边防等敏感信息的文字，应立即询问购买地点，并进行检查。

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。苏辙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，提出了多种策略来强化军事、文学和外交等关键领域机密信息的保密工作，对维护北宋政权的稳定运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苏辙的贡献不仅限于他提出的具体建议和措施，更在于他对保密工作的深刻理解。他深知，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依赖于经济和军事实力，情报的搜集与防止失泄密情况的发生同样至关重要，这不仅彰显了他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和高度责任感，更彰显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敏锐洞察力和非凡胆识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苏辙关于保密的智慧与远见卓识，对当今保密制度的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启迪意义。

编辑：刘欣岩

编审：王成学  赵   磊

监审：孟   虹